反抗地产资本的“跳东湖”为何成为了地方消费文化符号?

今年7月24、25日,“江湖音乐节”在武汉东湖磨山景区举行。这次音乐节不仅谐用这些年颇具影响力和话题性的武汉地方消费文化符号“跳东湖”,自我命名为“跳·江湖”,在宣传造势中更多次直接出现“跳东湖”字样。同时,一直作为主要赞助商的华侨城第一次冠名“江湖音乐节”。然而如果我们了解“跳东湖”的整个历史,这些在今天文创产业、地产资本和消费嘉年华逻辑内部丝毫不足为奇的事情,实际上既讽刺又令人心寒——“跳东湖”的行动,最开始恰恰是作为反抗华侨城在武汉填湖圈地的一种姿态而出现的。

2010年7月18日,武汉艺术家,同时也是BMX小轮车车手的刘真宇作为发起者,在东湖南路武汉大学凌波门附近的水域实施了一次名为“BMX跳湖游戏”的活动。在这个普通的武汉夏日,一群BMX好爱者骑车跃入东湖,同时也有不少参与者不借助任何工具,只身跳进东湖。“BMX跳湖游戏”两周后的7月31日,当时参与了活动并受到启发的匡舟和伙伴张轩发起了“造型跳东湖”。如果广义地理解“造型”的话,这次活动基本取消了跳湖的要求,参与者以各自希望的方式跳进东湖。

“BMX跳湖游戏”和“造型跳东湖”是2010年夏由武汉艺术家李巨川和李郁发起的“每个人的东湖”艺术计划中的两则作品。这项艺术计划在2012和2014年又陆续进行了第二和第三回(以下简称“东湖艺术计划”)。“东湖艺术计划”的初衷,是抗议2010年春深圳华侨城集团斥资43亿,在已经获得东湖及周边地区极为可观的3167亩土地使用权之后,仍然占用填埋东湖渔场水域。然而谁也不曾想到,作为带有明确抵抗色彩的“东湖艺术计划”的参与作品,“BMX跳湖游戏”和“造型跳东湖”逐渐演生出“跳东湖”这一之后武汉地方消费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十一年来,在名气与日俱增的同时,“跳东湖”却和最初抵抗资本霸占公共空间,入侵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目标渐行渐远。

在“每个人的东湖”艺术计划网站首页,所有作品通过在地图上标注发生的具置这一方式得到整体式的呈现;在这张截图中可以看到位于最北端,华侨城地产项目中的武汉欢乐谷.

“BMX跳湖游戏”发生一年后的2011年7月,车手吴智强、余翊组织了一次相对松散、没有什么具体目标的BMX跳东湖活动,这一次的参与者中不少人在一年前也参与过“BMX跳湖游戏”。虽然一年前那两次跳湖活动的部分组织者和参与者也许主观上并不共享“东湖艺术计划”的抵抗意识,但作为它的一部分,“BMX跳湖游戏”和“造型跳东湖”不能被看作只是两场聚会而已。然而2011年的这次活动则彻底让“跳东湖”回归到玩乐——标记着在抵抗性消失后,“跳东湖”成为一个有可能被复制和征用的单纯形式而已。

2012年8月,Indiefellas’ Bike Shop自行车店和18号酒馆两家武汉本地公司组织了第三次“跳东湖”。虽然活动规模不大,而且依然有一个相对“野生”的外观,但它已经具备了商业活动的基本特征。组织者不是个人或非盈利组织,而是商业机构,活动因此得到了赞助,这些都是“跳东湖”历史上首次出现。讽刺的是,华侨城武汉欢乐谷驻场BMX车手也参加了这次“跳东湖”。一年后,Indiefellas’ Bike Shop、18号酒馆和快意攀岩组织了2013年“跳东湖”,这次仍有欢乐谷驻场车手参加。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BMX跳湖游戏”的发起人,艺术家刘真宇也来到了活动现场。他事先并未对活动表达过公开的反对和抗议,活动的不少组织者和参与者也与他相熟,但刘真宇还是在现场散发印有“我们的欢乐不需要欢乐谷”的卡片。

2014年发生了两次没有跳进东湖的“跳东湖”。这似乎暗示着它已经可以不和东湖发生关系而存在,沦为一个空洞的符号。一次在襄阳,另一次在武汉后宫湖。在武汉的那次由Indiefellas’ Bike Shop和武汉市体育局联合组织,作为某项自行车赛事的开幕活动。虽然事后许多参与者都表示并不尽兴,但差强人意的活动体验并不能抹杀这次“跳东湖”的特殊意义。

2015年也发生了两次“跳东湖”,这两回都跳进了东湖。刘真宇时隔五年重新组织,活动命名为“原味跳东湖”。从海报上可以明确看出这次活动试图提醒人们活动和“东湖艺术计划”的关系。此外,活动时间还是“BMX跳湖游戏”五周年,2015年7月18日。有意思的是,组织者却强调活动和环保无关。但这似乎和强调它同“东湖艺术计划”的关联相互矛盾,因为无论怎么理解,“东湖艺术计划”的抵抗都包含保护东湖的环境。“原味跳东湖”并没有明显的抗议色彩,非常随意。

Indiefellas’ Bike Shop、18号酒馆、快意攀岩和The Who联合策划了2015年第二次“跳东湖”。这是截至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跳东湖”,取名“跳湖节”,标志着“跳东湖”已经开始嘉年华化。主办方在宣传上非常用心,“跳湖节”登上了百度新闻首页,活动还有英语超话“#TiaoDongWho2015”,试图带来更国际化的反响,但却奇怪地抹去了“东湖”。这次活动是“跳东湖”商业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由之前较为圈子化、以自身为中心、仍带有青年亚文化色彩、由本地小型企业牵头承办的独立商业活动,向之后面向大众、“跳东湖”本身只是作为系列活动中的一部分、更加消费性、由大型资本主导多方参与的专业化文创嘉年华转变。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不少参加了“原味跳东湖”的车手也参加了“跳湖节”——事实上刘真宇发起“原味跳东湖”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在得知“跳湖节”将举办的消息后希望组织一次不一样的“跳东湖”——这次没有人阻拦,他们终于“合法”地跳进了东湖。

从2015年“跳湖节”开始,“跳东湖”就基本被圈钉在专业化的消费嘉年华内部,成为一个固定项目,同时也迅速变成了武汉地方消费文化的一个标签。而从那时至今,包含有“跳东湖”的商业活动本身在性质和形式上也不再有多大变化,虽然包装“跳东湖”的方式和名目层出不穷,但不仅毫无疑问地没有任何另类性可言,而且连作为一种自娱活动的趣味性也没什么增长。这里有必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跳东湖远不止BMX这一种形式,在“BMX跳湖游戏”发起的同一年,就有不少参与者不借助任何工具跳湖,开启了“随意跳”(有意识地创造这个日后被更广泛传播和使用的“跳东湖”形式的,是“造型跳东湖”),那么为什么在“跳东湖”历史中“BMX跳湖”常常更被重视?

这个问题和BMX运动的历史和政治有关。BMX诞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加州。最开始,一些男性青少年在特地建造的越野车道上骑普通自行车,模仿他们向往却因年龄限制而无法参与的越野摩托车运动(BMX的名字即源于此,它是Bicycle Motorcross,越野摩托车式自行车的缩写)。之后,骑行者开始改造自行车,使之更容易做出急停急起、俯冲提升,腾跃旋转等动作。而在建造越野车道的同时,骑行者也发明出U型池等专门设施,同时发掘合适的野外空间。无论更新车具还是拓展场地,都需要不小的财物投入和足够的闲暇。因此在早期,BMX基本上只在少数白人中产男性青少年中流行。而随着运动产业资本的进入,所谓的“专业化”不断推进,BMX的准入门槛并未降低,其小众性在中国等非发达国家地区尤其明显。而这种小众性和BMX所携带的“挑战自我/自然”想象相结合,在运动产业资本的有意打造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另类”的运动文化和参与者自我认同——而这恰恰是今天中国文创资本主导下的消费嘉年华最倚重并且着力打造的气质。比起缺乏已有的意义系统支持,令人摸不着头脑的“随意跳”,文创资本显然更喜欢BMX跳东湖。但讽刺的是,正因为游离在既有“酷文化”之外,在“跳东湖”的早期历史中,“随意跳”其实更加反叛,而发源于美国白人中产男性青少年群体中,依赖平民阶层无法提供的财物支持才能持续,以“征服”某种人造“自然”为根本动力的BMX,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相当保守。当然随着之后不断被征用和收编,“随意跳”的反叛性也逐渐衰弱。

因此必须指出的是,“BMX跳湖游戏”虽然参加了旨在抗议华侨城填湖的“东湖艺术计划”,但从一开始它就因为BMX本身的特质在抵抗性上有着明显的限度,同时有着被青年消费文化收编的可能。虽然“造型跳东湖”基本上也是喜爱亚文化的一群年轻人自我组织的一场抵抗意识并不鲜明,以玩乐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活动。但它的确比“BMX跳湖游戏”更随意,更接近普通人,因此可参与性更强,也因而比起“BMX跳湖游戏”更不被文创资本所青睐。反讽的是,恰恰是因为BMX有着较高的物质要求,这项精英运动在消费嘉年华里只能是个节目。很大程度上,车手们并非参与者,而更像是表演者,是被观看的对象。不过只营造“酷”的形象是不够的,努力制造所有人都能参与的幻觉,也是今天消费嘉年华的关键。这一点在历次“跳东湖”宣传文案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开放”、“随性”、“想跳就跳”、“不拘一格”等词汇充斥其中。

首先,这种开放性是虚假的——不在这套消费/生活方式中的人会知道和参加吗?买不起文创活动门票的人有资格“跳东湖”吗?此外,文创资本也不是“随意跳”的发明者,然而在被不停征用的这些年里,那些热情洋溢的宣传文案中我们从来看不到“造型跳东湖”。在各种混乱不堪的溯源中,“随意跳”经常以某种武汉市民生活“自然传统”的假面出现,以证明武汉人、尤其年轻人从来都这么所谓的“不羁”,顺便也以此旁证以“野生”、“潇洒”为核心气质的某种“武汉性”,加固已有的对于武汉的刻板印象。而虽然看上去同特定城市密切关联因此难以被复制,但“跳东湖”其实不是多么特殊的孤例——在呈现消费主义和资本权力系统如何利用“另类”来自我存续和扩张方面,在揭示某些亚文化实践自身的局限、内在矛盾的表征方面,它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或许今天重思“跳东湖”的一个意义在于,可以为正在进行的青年另类文化乃至生活实践提供审视和自我审视的参照,而在今天,它们也同样会以“身体性”或 “地方性”(有时表达为字面意义的“直接行动”或“本地知识”)为依据。

在“跳东湖”第一次由商业机构组织的2012年,18号酒馆就提供了两桶啤酒作为赞助。作为最早组织赞助并在之后的商业化“跳东湖”中表现积极的企业,来自武汉本地以精酿啤酒为主营业务的18号酒馆在2016年推出了一款名为“跳东湖”的瓶装精酿啤酒。如今“跳东湖”已经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精酿啤酒之一了。而对于“跳东湖”而言,这款水准平平的印度淡色艾尔(IPA)啤酒却成为这个实践被更彻底消费的一个助力。不论“BMX跳湖游戏”还是“造型跳东湖”,“跳东湖” 真正的反抗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同武汉最重要日常空间之一东湖发生直接关系,但这个行为本身却是反日常的。毫无目的地扎进东湖是少见的、奇怪的、刺眼的。它和沿绿道散步、去东湖宾馆游泳、进欢乐谷参加音乐节、在华侨城买房这些常规的联接东湖的方式格格不入。“跳东湖”难以被越来越遭到规训的“正常”武汉东湖生活方式所容纳——它的抵抗性是在这个意义才出现的。然而作为一款畅销饮料,“跳东湖”啤酒却以彻底商品化的方式把它拉进日常消费生活中。

2012年夏天,我唯一一次去看“跳东湖”。车手们跃入水中,然后连人带车在同伴们的帮助下爬上岸。顺着车手们跳进湖中的凌波门栈道居中主道的方向,穿过浩渺的东湖,对岸差不多就正是华侨城占湖而建起的地产项目所在的地方。车手们休息之后,再一次朝着华侨城跳进东湖。现在想来,这实在有点像某种对华侨城的致意和行礼。我想起武汉导演李珞的电影《李文漫游东湖》。在这部受“东湖艺术计划”启发的杰作中,基层警察李文卷入了一次和传说里东湖中的龙有关的任务。然而这条游弋在虚实之间的龙始终不曾露面,没有跃入湖中,也没有从中爬起,永远地和东湖成为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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